天穗律师网法律顾问表示，职业乞丐高收入的现象伤害了社会的良心，有损社会公平与正义，令人愤慨，我们希望普通大众从我做起，擦亮自己双眼，无情对待职业乞讨，让他们无利可图、无钱可讨，也希望相关职能部门，加强管理、多方协作，完善救助体系，从根源上杜绝职业乞讨的现象。
乞丐6小时赚500，对假乞丐是否应以诈骗罪论处？
●职业乞丐诈骗纠纷资讯回放：
医院门口，有人举的牌子上写着，“救救我的儿子，患了重病急需用钱”。一些好心市民停下脚步捐款。可是，看似凄惨的故事背后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……
“儿换肾差钱20万”男子跪医院门前求助
4月6日，在西安市西五路一医院门前，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跪在地上。
旁边一个易拉宝上描述了他们的遭遇，大意是自己年幼的儿子不幸患上“尿毒症”，医生说必须换肾，医院诊断化验结果说男子的肾源和儿子的肾可以匹配，但需要50万的手术费和后期治疗费，之前给儿子看病已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当地政府和学校师生已捐助了30万元，但还差20多万，“儿子的病情危在旦夕，无奈之下来跪地沿街乞讨，请你们伸出援助之手来救我的儿子。”
巡逻民警看出破绽一查原来是职业乞丐
伤感的故事，悲惨的家庭，易拉宝旁的音响循环播放着凄凉的音乐。不时有好心人路过会关心问上两句孩子的情况，放下一些善款后离去。
孩子的户口本，病历检验报告，甚至还有地方政府出具的家庭贫困证明材料，3人拿的这些证明材料足以说明情况。但这一切是真的吗？“6日下午6时，我们派出所民警巡逻时看到这3人，上前询问，由于职业的敏感性让民警觉得3人所讲的故事，漏洞百出。随即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。”4月8日，公安新城分局西五路派出所民警称，“经查两名女子杨某芳、杨某林，男子杨某武均为贵州省凯里市人，均为职业乞丐。”
●职业乞丐诈骗纠纷资讯分析：
为生存行乞的人确实需要帮助。“乞讨集团”操控未成年人、残障人士实施乞讨，其无德无信行为的违法性显而易见，重点打击于法有据。刑法第262条之一规定了组织残疾人、儿童乞讨罪：以暴力、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，如果情节严重，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。
但应对职业乞丐，法律有些束手无策。有些单兵作战的职业乞丐，夸大可怜程度、虚构身世，花样多变的“乞技”让人肉眼难辨，在“爱心市场”里流露出一种顽症气质，极易蚕食人们的爱心和耐心。杭州、佛山等地都采取过治理职业行乞的短期行动，南京也宣称将开展打击地铁乞丐的行动。
媒体评论员舒圣祥认为，法无禁止即为许可。职业行乞的定义比较模糊，多数并没有违法。若“强讨硬要、恶意乞讨”以致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，就有必要列入打击范围，“但如果仅因为收入不菲，就对所有职业乞丐实行禁绝，打击标准何在？打击面是否过宽？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法律上，都有失公平。”
至于有人质疑职业乞丐是否涉嫌诈骗，舒圣祥和詹承豫都认为，乞丐获取的是人们的同情和施舍，双方自愿，并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。治理职业乞丐，不可仅仅为了维持市容市貌，而要看是否危害其他人的生活工作秩序。有危害后果，才能考虑用法律予以惩治。正确厘清非法行乞与普通职业行乞的区别，是管理的第一步。
同样的尴尬不仅仅存在于中国。“爱心市场”的顽疾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，欧洲乞丐数量大增。其中，一批“中产乞丐”(收入超中产)、“兼职乞丐”(下班后乞讨)令政府头痛不已。
在乞丐管理上，英国实行分类治理模式：该救助的救助，该禁止的则果断禁止，地铁乞讨是非法的，政府机关等地严禁乞讨；而对混迹于乞丐中的懒汉、酒鬼、吸毒者，该管的就管。其中，对不符合规定的乞讨，发现一次两次给予警告，第三次将被认定为“反社会分子”，警方将对其实施逮捕。
詹承豫说，这些措施或许并不适合我国国情，但必须看到一点：英国已经形成了得到公众认可的管理制度，并为乞丐设定了行为规则。这恰恰是我国缺少的。目前我国各地的治理行动多数是临时的、随意的，没有公认的规则约束。乞丐没有行为规则，管理起来势必困难。
“职业乞丐之所以存在，关键仍在有利可图，所以要减少它的‘职业吸引力’。”詹承豫表示，巴西有句口号“不要给小钱，给他们做人的权利和机会”。有些国家也提倡给予同情时“用食物代替金钱”，这样可以减少职业乞丐的财源，给政府和社会慈善机构按需救助、依法管理以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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